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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7)粤0307民初9760-9765、

9767-9782、9784-9813号

原告:深圳某某唱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

法定代表人:梁茵宁,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华超,广东巨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嘉伦,广东宝城(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龙岗区某某娱乐城,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华南大道一号华南国际印刷纸品包,个人独资企业。

投资人:郭XX,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龙国球,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深圳某某唱片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某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龙岗区某某娱乐城(以下或简称“欢乐迪娱乐城”)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五十二案,本院受理后,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过程中,发现该系列案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遂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本五十二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黄华超及被告委托代理人龙国球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五十二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经转让依法取得《问候你》、《偷一颗月亮照亮天》、《小桃红》、《瀑布雨》、《辣妹子》、《中国娃》、《赞酒歌》、《随风舞动》、《菊花吟》、《夜不能寐》、《青藏高原》、《我的眼里只有你》、《公元一九九七》、《香港别来无恙》、《风中的眼睛》、《纸飞机》、《大头皮鞋》、《大妹子》、《霸王别姬》、《女孩的心思你别猜》、《伤心雨》、《亲爱的你会想我吗》、《行酒令》、《一九七七永恒的爱》、《小芳》、《守月亮》、《阳光灿烂的日子》、《放弃我是你的错》、《老调陈腔》、《美丽的机缘》、《最后时刻》、《哪里有我的家》、《样样好》、《为你》、《感谢》、《大花轿》、《重温一次童年》、《你那里下雪了吗》、《老水牛》、《让你知道我的心》、《亲亲的茉莉花》、《得意洋洋》、《暖我一生的你》、《人面桃花》、《缘份的事》、《我想去桂林》、《九妹》、《妹妹等等我》、《傻妹妹》、《九拾九朵红玫瑰》、《九九女儿红》、《再一次入梦》五十二首音乐电视作品完整著作权,是上述音乐电视作品的合法权利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授权许可使用,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和解和诉讼。被告在未征得原告许可、未支付使用报酬的情况下,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内将原告拥有著作权的五十二首音乐电视作品复制保存在其服务器内并以卡拉OK方式向客户提供点播服务。经原告多方告知和交涉,被告拒绝与原告整体解决著作权许可使用问题。被告未经许可复制他人音乐电视作品并进行营利性放映,未支付使用费,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放映权,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1、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从曲库中删除涉案五十二首侵权作品;2、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每案5000元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1000元、公证费720元、证据保全公证代理费2300元、取证消费150元),每案合计9170元;3、承担本系列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被告答辩称:1、原告不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涉案音乐电视歌曲均是中央电视台上世纪九十年代举办的中国音乐电视大奖赛历届参赛、获奖歌曲,原告提供的《中国音乐电视金曲》系列光盘、证据和被告提交的其他光盘,相互印证了涉案音乐电视歌曲系由中央电视台、参赛的各个唱片公司或个人投资制作,因此,中央电视台、参赛的各个唱片公司或个人系涉案歌曲的著作权人。原告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涉案音乐电视歌曲由贵州因达音像公司摄制制作,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不是原始权利人,只是音像制品的制作人,不是音乐电视作品的制作人,无权转让涉案歌曲;2、中山市凤翔公证处无权对位于深圳的被告经营场所进行公证取证,公证申请人中山市威逊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与公证事项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公证申请人,因此原告提供的保全内容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使用;3、被告已经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交纳了曲库的版权使用费,尽到了合理的版权注意义务,没有侵权故意,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

(一)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权属情况

原告诉请保护的五十二首音乐电视作品分别收录于系列VCD音乐专辑《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柒)》-《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拾贰)》。其中《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柒)》音乐专辑封底显示内容包括: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ISRCCN-F13-96-348-00/V·J6,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CHINARECORDCO.GUANGZHOU版权所有·翻录必究;《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捌)》音乐专辑封底显示内容包括: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ISRCCN-F13-96-348-00/V·J6,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CHINARECORDCO.GUANGZHOU版权所有·翻录必究;《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玖)》音乐专辑封底显示内容包括: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ISRCCN-F13-97-0036-0/V·J6,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CHINARECORDCO.GUANGZHOU版权所有·翻录必究;《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拾)》音乐专辑封底显示内容包括: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ISRCCN-F13-97-0037-0/V·J6,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CHINARECORDCO.GUANGZHOU版权所有·翻录必究;《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拾壹)》音乐专辑封底显示内容包括: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ISRCCN-F13-97-374-00/V·J6,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CHINARECORDCO.GUANGZHOU版权所有·翻录必究;《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拾贰)》音乐专辑封底显示内容包括: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ISRCCN-F13-97-375-00/V·J6,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CHINARECORDCO.GUANGZHOU版权所有·翻录必究。

1997年6月16日,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将其所拥有的全部录音录像节目版权(包括全部音像节目介质的录音带、CD、LD、VCD、DVD及版权节目等)全权独家转让给其子公司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和王某(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全权所有,三方已履行完毕全部交接手续。转让后,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与王某可全权拥有并运营转让后的全部录音录像节目版权,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并承诺不再对已转让的全部录音录像节目版权享有任何权利,亦不会以任何形式使用已转让的全部录音录像节目版权。

2014年5月1日,甲方某某公司与乙方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和王某签订《授权书》,当中载明乙方将本授权书所列的171首视听作品的著作权权利,以专属独家授权的方式授予甲方在中国地区进行运营和维权。授权权利包括:(1)授权甲方将视听作品用于宽带及互联网(包括广域网、局域网等)平台、电信运营商增值业务平台、KTV/夜总会/酒吧等场所,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放映权、表演权、广播权、修改权、转授权及相关邻接权等权利,上述权利包括乙方过去、现在和将来自己制作、购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取得的权利。(2)甲方对乙方的权利管理,包括同音乐作品的使用者商谈使用条件并发放使用许可,征集使用情况,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甲方可以自己的名义向任何第三方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提起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向本授权书生效前实施行侵权行为的侵权人主张权利的权利。上述管理活动,均以甲方名义进行。授权期限自2014年5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该授权书所附作品包括了涉案的52首音乐电视作品。

2014年6月5日,甲方某某公司与乙方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王某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王某将权利授权方式由专属独家授权改为转让给甲方。并特别声明乙方从未加入任何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转让给原告的权利皆为自己可以有效行使的权利,无需任何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管。

2014年6月10日,甲方某某公司与乙方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王某签订《补充变更协议书》,将《补充协议》第1条中“乙方将权利授权方式由专属独家授权改为转让给甲方”变更为“乙方将2014年5月1日签署的《授权书》中授权权利第(1)、(2)条中所包含的所有著作权权利及其邻接权全部转让给甲方”,并明确甲方已履行完成应当履行的义务,双方已完成全部交接手续。自2014年6月5日起,甲方为《授权书》所包含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人的所有权益。

2015年5月19日,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具《版权证明》,证明其出版的《中国音乐电视金曲》系列专辑(壹-拾贰)和《春天里的故事》VCD、LD、DVD版权属于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所有。同年12月7日,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具《更正声明》载明:该公司曾分别于2002年11月12日、2015年5月19日、2015年10月22日出具了三份《版权证明》,现更正为: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作为上述节目的出版单位,不负责著作权归属的证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不是上述三份《版权证明》所列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人,也从未授权过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及王某;更正声明取代先前出具的任何《版权证明》,如内容不一致,以本更正声明为准。

(二)被告涉嫌侵权的事实

根据(2015)粤中凤翔第1071号《公证书》载明:2015年5月20日,中山市威逊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委托郭远坚向中山市凤翔公证处提出保全证据申请。同日,公证员李某及公证人员罗某与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郭远坚及其他参加人,来到位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的一建筑物,该建筑物上挂有“欢乐迪氧吧KTV”的标识,该建筑物前方道路上立有“华南城”标识,公证员、公证人员随同申请人的代理人郭远坚以及其他人员进入该建筑物三楼B25房,在该房间内的点歌系统上依次播放了《偷一颗月亮照亮天》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对播放过程进行了同步录像,当场还取得了十五张定额发票、刷卡存根、进场单、纸券及宣传册。经比对,上述音乐电视作品与某某公司提交的《中国音乐电视金曲(染)》-《中国音乐电视金曲(拾贰)》中五十二首同名音乐电视作品的词、曲、音源、画面相同。某某公司向中山市威逊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支付了2300元的保全公证代理费费用。

再查明,被告成立于2011年7月5日,注册资本100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中国音乐电视金曲(柒)-(拾贰)》音乐专辑封面、VCD光碟、多份公证书及所附光盘、授权书、补充协议、补充变更协议、版权证明书、发票等在案证据以及当庭查明的事实为证,足以认定。

被告为证实其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知民初字第601号案件开庭笔录,显示2016年3月17日,王某作为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知民初字第601号案件开庭时作证称:当时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歌曲不能用在卡拉OK上,必须经过编辑制作才能用于卡拉OK,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编辑制作;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经过许可后制作成供卡拉OK使用的版本,属于类似电影的作品;改编之后的版本还是原来的歌手、背景、画面;

证据二:2016年7月19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如何理解音像制品出版物上署名“制作”的说明》,显示音像行业对“制作”一词的定义不同于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所称的“摄制”行为。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摄制行为是制片者创作电影作品或类似电影作品的方式,而收录有电影作品或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的音像出版物的制作单位,可以是电影作品的制片者,但也可以不是电影作品的制片者,只是其获得针对音像制品载体的复制权与发行权的许可即可,因此能否以“制作”署名仅以是否获得复制权、发行权作为边界进行审查;如果出版物收录的节目内容是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则除了复制权及发行权外,其他如放映权、广播权、出租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均不包含在“制作”所承载的权利范围内。

证据三:2016年2月3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申请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作出了(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1366号公证书,公证以下内容:1、2015年12月1日吴颂今出具的《情况说明》、2016年1月4日陈小奇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上述词曲作者并未授权给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某某公司及王某个人使用其作品拍摄制作涉案音像节目,其作品与卡拉OK的复制权已独家授权给集体管理组织。2、2016年1月7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出具的《证明》,显示该协会并未授权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某某公司及王某个人拍摄制作过涉案卡拉OK伴唱音像节目。3、2015年12月7日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具的《更正声明》,显示:“我公司分别于2002年11月12日、2015年5月19日、2015年10月22日出具了三份《版权证明》,现更正:1、我公司作为上述节目的出版单位,不负责著作权归属的证明;2、我公司不是上述三份《版权证明》所列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人,也从未授权过王某及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贵州四达音像公司。3、本更正声明取代上述三份《版权证明》,如内容不一致,以本更正声明为准。”4、2002年11月12日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具的《版权证明》,显示该公司出版的《中国音乐电视金奖》DVD版权属于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所有。5、2015年5月19日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具的《版权证明》,显示该公司出版的《中国音乐电视金曲》系列专辑(壹-拾贰)和《春天的故事》VCD、DVD版权属于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所有。6、2015年10月22日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具的《版权证明》,显示包括《中国音乐电视金曲》系列专辑(壹-拾贰)在内的节目由中国唱片广州公司正式出版,由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和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制作。7、2001年9月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与中国音像协会作出的音像版权集体管理登记表和签订的《音像版权集体管理协议》,显示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曾向中国音像协会递交音像版权集体管理申请。8、购买光盘发票两张,显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购买音像共5碟,花费57.78元。

证据四:2016年3月7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申请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作出了(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2522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情况说明》,显示:“曲目清单所列歌曲涉及本案大部分歌曲,广东影人视听传播有限公司证明涉案MV的原始著作权属于中央电视台或给中央电视台报送作品参赛的各单位。贵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王某、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不是著作权人。广东影人视听传播有限公司否认其与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签订的调解协议中关于权属归于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的意思表示。”

证据五: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申请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作出了(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2516号公证书、(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2534号公证书、(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2519号公证书、(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2520号公证书。上述四份公证书中分别有2004年7月9日孙浩出具的《录音录像版权证明》、《当代战士之歌》光盘、彭丽媛出具的《录音录像版权证明》以及2005年10月28日北京英冠文化发展公司和北京英冠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权利转让协议》,显示内容有:北京英冠文化发展公司是彭丽媛演唱的《我们是黄河泰山》MV和孙浩演唱的《中华民谣》MV的制片者及著作权人,北京英冠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受让了上述权利。

证据六: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申请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作出了(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2521号公证书,内有《版权使用协议书》,显示北京英冠文化发展公司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存在出版合作关系。

证据七:2016年3月14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申请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作出了(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2915号公证书,内容为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心、嘉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孙悦于1995年3月27日签订的《合同书》,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心于1996年12月13日出具的《版权使用授权书》及其作为甲方签订的《协议书》及附件,显示MTV的制作完成过程及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心是孙悦演唱的《祝你平安》的MTV制作者、著作权人,并附有《爱的奉献》原版光盘封皮。

证据八:2016年7月25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申请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作出了(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11303-11307号五份公证书,显示收录有部分涉案MV的其他音像制品,制品上制作人的署名为案外人。

证据九:2016年8月9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申请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作出了(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12511号、12514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唱片行业知识、音像制品的制作和出版过程:以涉案歌曲《九妹》为例,演唱者黄鹤翔是中国唱片总公司的签约艺人,在合约期间,中国唱片总公司为其制作录音录像、安排演出,版权均归中国唱片总公司所有;以涉案歌曲《大花轿》、《青藏高原》、《霸王别姬》、《纤夫的爱》、《祝你平安》等为例,当录音录像的表演者不是中国唱片总公司的签约艺人时,中国唱片总公司需要取得录音、录像及词曲权利人的许可。

证据十:2016年5月10日和2016年9月29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分别申请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和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作出了(2016)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8753号公证书和(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16441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历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获奖曲目的文章及部分涉案歌曲制作信息的相关文章,显示大多数涉案曲目系各唱片公司选送参加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电视大赛,而歌曲的演唱者分属不同的唱片公司,而且《霸王别姬》、《纤夫的爱》、《走四方》、《信天游》、《摇太阳》等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人并不是贵州四达音像公司。

证据十一:原版光盘共三十三张,包括《中国音乐电视1-5》、《中国音乐电视金曲小金碟》、《中国音乐电视金曲大花轿》、《春天的故事MTV》、《中国当代名曲1-2》、《中国MTV音乐电视1-10》、《中国巨星MTV1-3》、《中国MTV金曲第一集、第二集》、《中国星》、《世纪之声》、《中国音乐电视MTV大赛获奖歌曲精选陈思思》、《打工歌谣》、《VCD王》、《中国MTV经典》、《中国音乐电视(中央电视台)》、《九九艳阳天》,上述专辑几乎包括了全部涉案歌曲,上述专辑显示专辑的封面或封底分别有摄制方、联合制作方、制作方、版权提供方的署名,上述署名信息基本为案外人,仅部分是“贵州四达音像公司”。

针对被告提交的上述反证,原告又补充提交了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

证据一:1、广州日报于1999年12月29日刊登的“文化部公布非法录音制品目录”文章,显示假冒“宁夏大地音像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境外录音制品系非法录音制品,“伪造下列单位名义出版的所有音像制品”项下不包含“宁夏大地音像出版社”。2、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于2004年3月1日向广东杰盛唱片有限公司、宁夏大地音像出版社发出的《关于广东杰盛唱片有限公司发行侵权的<中国音乐电视>VCD告知函》、宁夏大地音像出版社向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发出的《关于<中国音乐电视>VCD光盘的答复函》以及宁夏大地音像出版社向北京文录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发出的《关于停止加工光盘的函》,显示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函告宁夏大地音像出版社关于广东杰盛唱片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国音乐电视》十张VCD盗用了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出品的DVD系列《中国音乐电视金奖》,宁夏大地音像出版社向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明确其未曾委托广东杰盛唱片有限公司发行销售《中国音乐电视》VCD光盘,并函告北京文录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加工生产《中国音乐电视》VCD。3、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和广东影人视听传播有限公司分别于2002年12月31日、2004年3月1日签订的《关于处理广东影人视听传播有限公司制作发行<中国音乐电视金奖>DVD、VCD侵权的调解协议书》、《关于广东影人视听传播有限公司发行<中国音乐电视金奖>VCD节目版权纠纷调解的协议书》,显示广东影人视听传播有限公司制作、发行的《中国音乐电视金奖》DVD(1-6)集和VCD(1-12)集音像制品以及《中国音乐电视》1-5VCD音像制品侵犯了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的著作权,广东影人视听传播有限公司确认了该侵权行为并进行销毁和赔偿经济损失。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出具的《证明》显示,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从未向广东影人视听传播有限公司、广州爱必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或转让过涉案作品的著作权。

证据二: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出具的《版权证明》,显示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和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是《中国当代名曲1》和《中国当代名曲2》制作者。

证据三:贵州省新闻出版局、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贵州省文化厅、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出具的相关文件及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出据的《关于任命王某同志任“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法人的决定》,显示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成立于1993年,与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是母子公司关系,均具有制作音像节目资质。

证据四:吴颂今分别于1995年2月27日、1997年6月9日出具的收据,显示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广州四达音像公司已向词曲作者吴颂今支付了《情哥去南方》等MTV的音像版权使用费(报酬)。陈小奇于2016年1月14日出具的《证明》,显示《中国音乐电视金曲》系列音像制品中的《涛声依旧》、《九九女儿红》、《大哥你好吗》、《重温一次童年》四首原人原唱音乐电视MV、卡拉OK版作品,均已取得其本人授权许可。毕晓世于2016年1月25日出具的《证明》,显示《让我在唱一首歌》、《山山沟》原人原唱音乐电视MV、卡拉OK版,当年王某均取得其本人授权许可。

证据五:广州日报于1996年9月24日刊载《<九月九的酒>版权风波解决》一文,显示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与该曲作者朱德荣签订了《协议书》,明确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经受让取得原人原唱版《九月九的酒》的邻接权,作者朱德荣向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支付报酬后可收录于其《精集》中。

证据六:原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责任编辑霍军于2016年3月3日出具的《证明》,显示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原人原唱版《祝你平安》MV的权利人,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未经许可发行了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一致的版本,被告知侵权后,及时更换成该歌曲演唱会版本,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的侵权行为得到了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的谅解。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16日出具了《<祝你平安>MV音乐电视的声明》,显示凡是从居鹏和嘉鹏影视制作中心(嘉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孙悦演唱的《祝你平安》MV音乐电视的,均侵犯《祝你平安》MV音乐电视的著作权。

证据七:北京英冠文化发展公司的营业执照和预留报备的印鉴式样,显示该公司的经营方式为咨询;同时预留印鉴与被告提交的《权利转让协议》中的印章不一致,涉嫌造假。

证据八:广州爱必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2日发布的声明以及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3日向广州爱必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的函,显示广州爱必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未与广东影人视听有限公司签署过任何“DVD节目产品(55款)版权转让协议书”,亦从未收到过广东影人视听有限公司所谓2002年的签订“DVD节目产品(55款)版权转让协议书”款50万元,该公司将保留对该“DVD节目产品(55款)版权转让协议书”的造假所带来对其公司的名誉损害的追究的权利。

证据九: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销售分公司于2002年1月30日签订的《委托发行协议书》,显示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VCD节目《中国音乐电视金曲》1-12集等交给中国唱片广州公司销售分公司生产发行。

经审查,本院对于上述证据是否作为证据采纳、其证明目的如何,将结合全案事实进行综合判定。

本院认为:本系列案属于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原告某某公司提供的《中国音乐电视金曲(染)-(拾贰)》属于合法出版物。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理由及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庭审笔录,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某某公司主张著作权的涉案音乐电视歌曲是作品还是音像制品;2、原告是否是涉案五十二首音乐电视歌曲的著作权人;3、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如构成侵权其应如何承担责任。

关于焦点一,原告某某公司主张涉案VCD中的音乐电视歌曲系作品,并主张享有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的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本案所涉及的音乐电视歌曲都是以特定音乐作品为题材,通过导演、摄影、录音、美术设计、剪辑合成等一系列创作活动,将能够反映音乐主题与旋律的画面制作在一定介质上,并借助适当装置可以连续播放的音乐电视作品。结合当时创作的年代因素,涉案的五十二首音乐电视歌曲应当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原告提供了《授权书》、《补充协议》、《补充变更协议》及《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柒—拾贰)》系列专辑的光盘等证据,拟证实涉案五十二首电视音乐作品的著作权取得路径是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将涉案作品的著作权转让给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和王某,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和王某再将涉案作品的著作权转让给原告某某公司。本院认为,首先,涉案《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柒—拾贰)》系列专辑的封底虽标有“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字样,但不当然代表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系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者即著作权人。如果该系列专辑由所收录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者即著作权人制作,那么其在VCD封底标注“某某制作”可以视为制片者的署名;如果该系列专辑是由录音录像制作者在取得所收录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制片者授权的情况下制作,则该系列专辑属于录像制品制作者使用他人音乐电视作品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其在VCD封底标注“某某制作”字样只能视为录像制品制作者的署名,不能视为被使用的音乐电视作品制片者的署名。其次,根据证人王某在(2015)穗云法知民初字第601号案件中的出庭证言可以证实,部分涉案作品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歌曲的基础上改编为卡拉OK版本,改编后的版本还是原来的歌手、背景和画面,其对该部分涉案作品进行卡拉OK版的改编并没有产生新的作品,故也不可能是新的作品的制片者。即使在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播放画面中显示有“四达音像”字样,但对于“四达音像”是“出品人”、“制片人”或“版权所有者”,并无明确标识。另被告提交的案外公司制作的光碟中收录的部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中显示的制片者的信息并非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故原告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该专辑由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并不能进一步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者即著作权人。再次,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问题先出具了三份《版权证明》,确认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后又出具了《更正声明》,声明“公司作为上述节目的出版单位,不负责著作权权属的证明”,“公司不是上述三份《版权证明》所列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人,也从未授权王某及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广州四达音像公司”。从上述陈述可以看出,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仅是涉案系列专辑的发行方,其以在后的声明否认了之前出具的《版权证明》的相关内容,该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使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处于不明状态。最后,原告和被告均提交了部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词曲作者吴颂今、陈小奇出具的收据或说明材料,但上述证明材料所述事实并不一致,且该证人证言未经双方当事人当庭质证,本院对该等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综上,在涉案《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柒—拾贰)》系列专辑的音乐电视作品存在著作权权属不明的情况下,原告某某公司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或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或广州四达音像公司拥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完整著作权。在现有的权利证据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下,原告某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某某公司主张被告侵犯其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和放映权,因其没有原告的权利基础,不具备起诉的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因本院驳回原告某某公司的起诉,故对于焦点三已无评判的必要,本院不予论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三)项、第二款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某某唱片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五十二案受理费共计2600元(原告已预交),退回原告深圳某某唱片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洁莹

审 判 员  陈锦辉

人民陪审员  游猛平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薛嘉兴

书 记 员  方 锐